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一规定引发了一场“性别战争”。因为中国的婚姻习惯是男方提供房子，女方提供嫁妆，两者都属于家庭的共同财产。而且很多时候是男方出首付，婚后夫妻双方以共同财产还贷。深圳婚姻律师来回答一下有关的情况。
如果离婚时完全不考虑离婚过错、抚养子女、扶养老人等社会问题，按照登记的名字把房子分给男方，显然不利于家庭中的女性。再者，性别问题本质上还是阶级问题。《意见稿》挑起的不仅仅是性别战，更是阶级战，因为往往是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或者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个人才有机会买房，付首付。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中，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提升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采取不动产分割登记的方式，实际上是让家庭中的另一方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房屋产权登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无疑是家庭中的隐性剥削。当《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试图以市场竞价的形式掩盖房产分割中双方经济力量的实质不公平时，《意见稿》可以说是撕掉了市场公平的面纱，完全站在了有经济实力的强者一边，甚至用法律强制手段让弱者成为强者剥削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
市场经济中的丛林法则逻辑被最高人民法院引入婚姻家庭。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摧毁有机的社会组织，将市场逻辑引入婚姻家庭法无疑会摧毁家庭本身。
婚姻法从原则上规定了离婚财产的分割，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处理家庭财产分割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立法者之所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需要法官在司法案件中根据不同情况来解决。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也符合婚姻立法的目的。
法律确立了人们对未来行为的预期。所以法律最大的功能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而是通过预期的设定来塑造一种行为模式。婚姻立法既要保证婚姻自由，又要保证家庭稳定。从立法行为的预期模式来看，婚姻法规定的家庭财产越多，离婚时家庭财产分割越困难，离婚时过错方得到的财产越少，离婚成本越高，离婚率越低，家庭自然越稳定。反之亦然。
然而，从2000年以来，最高国家人民对于法院在婚姻法领域采取了中国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不断以立法者的姿态进行积极工作介入到婚姻关系纠纷的审判管理活动中，短短十年中就酝酿推出三次司法解释。
这些问题司法解释的总体价值取向，是用“个别企业财产制”逐步取代“家庭经济财产制”的思路，逐步明晰家庭社会财产的个别归属。其结果无非减少了分割家产的难度，降低离婚诉讼时间成本，方便法官审理离婚案件，以至于离婚诉讼中调解的意义研究已经影响不大了。
既然选择家庭共同财产最大宗的房产公司已经没有明确了归属，那么他们按照要求最高领导人民需要法院的司法解释的逻辑，下一步学习就是为了明确提出汽车、冰箱、彩电、铺盖乃至锅碗瓢盆的产权归属。
有人这样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贯穿了“部门加强立法”的逻辑，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提高环境诉讼服务效率。而要更加方便法官审理案件，最大的理想目标就是让当事人很容易出现离婚，根本就不需要到法院来诉讼。而要真正实现教育这一教学目的，最方便的途径之一就是能够实现“AA制契约婚姻”。
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司法解释二》时，明确规定“司法为民”应转化为“司法方便为民”。在婚姻法中，“为人民公正”当然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恐怕很少有人愿意把家庭变成合伙企业。
但是，当最高法院将这一司法政策解释为“司法便利”时，实际上却使当事人更容易离婚，使“为人民公正”和“为人民公正”不过是服务，方便了想离婚的人，希望离婚容易。至于那些不想离婚，又因为离婚费用高而想留住家人的人，似乎最高法院并没有在“服务”和“方便”的范围内。
深圳婚姻律师提醒大家，便利离婚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司法解释将家庭财产划分为明确的个人财产，使夫妻之间没有协商的余地，法官也没有调解的余地。当一对夫妇的关系破裂时，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在分割家庭财产，等待双方说再见。